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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峥:权利优先于善
发布机构:杏耀娱乐 发布日期:2018-06-20 访问量:

  “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是晚清的一句俗语。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有许多挂名的监生,学籍是花钱买的,并无资格叩拜国子监里的孔子像,故有此说。

  1921年,对荒诞不经的“孔教会”不以为然的辜鸿铭给这句俗语对了个下联: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孔教指孔教会,创立者陈焕章乃康有为的弟子,光绪年间的进士,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1912年,负笈回国的陈焕章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孔教总会”,自任总干事,尊康有为为会长。

  孔教会设计教旗,设立分会,采用“孔子纪年”,发展得如火如荼,受到了大总统的褒奖。袁世凯颁布“尊孔祀孔令”后,陈焕章紧急北上,向正在制宪的国会呈交《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要求把“明定孔教为国教”写入宪法,得到了宣称治国要以“道德为体,法律为用”的袁世凯的鼎力支持,却遭到国会议员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

  忧国忧民的陈焕章愤慨不已,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称宪法起草委员会否决他的提案属于“天祸中国”,将导致“家无以为家,国无以为国,人无以为人,相率而入于禽兽”。

  对陈焕章的莫名惊诧,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给时人算了一笔经济账:孔教会是要收会费的,一旦孔教被定为国教,陈焕章躺着便能富甲天下。何况陈焕章还请政府下令规定男女婚配必须到孔庙举行婚礼,由孔教会主持并收取四块大洋;纳妾者,首次征200元,再纳翻倍。所有收入,半归政府,半归孔教会——以全国4亿人口计,生钱之速,堪比印钞机。

  陈焕章有此经济头脑也不奇怪,毕竟他的博士论文就叫《孔门理财学》。不过,陈焕章本人的节操似乎经不起推敲,在袁世凯死后充任由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国会”议员,再给徐世昌当总统府顾问,又先后投靠了黎元洪和曹锟,有违忠道。

  虽然陈焕章为了尊孔四处奔走,朝乾夕惕,但不能就此说他“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说一套做一套并不意味着“知”和“行”脱节,而意味着“不知”。真知必定表现在行动上,没做到的话,有且只有一个原因:根本不知道。

  譬如戒烟的失败率之所以很高,通常被认为是由于烟民缺乏自制力。但若设想这样一种情境:要么戒烟成功,立即获得一亿元现金的奖励;要么继续抽烟,但再吸三包必患肺癌——二选一,大多数人必能战胜烟瘾。

  由此可见,那些嘴上说自己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却拿意志薄弱当借口的人,究其本质还是因为并不真的知道。

  阳明心学堪称当今显学,但在言必称“致良知”的喧嚣声中,不该忘记“心即理”才是阳明学说的世界观和逻辑起点。

  天理不在我心之外,只需向内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就能明辨是非,体察事理,洞悉宇宙的奥义。“心即是理”把个体的思想从权威和书本中解放出来,直接与天地对话,弘扬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就像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论述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妨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时所举证的那样:人是上帝的造物,既然上帝赋予人们同样的能力,使其在同一个自然社会里共享一切,那么人只能从属于上帝,而彼此之间不能有任何从属关系。

  站在洛克的肩膀上,康德提出:“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

  把先哲的理论付诸实践便有了《联邦党人文集》里冷静的论断:“野心必须靠野心来对抗,人的利益必须与法定权利相联系。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羞辱,但如果政府本身不是对人性最大的羞辱,又是什么呢?若人皆为天使,就不需要政府;若由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

  这与王阳明的矛盾类似:一方面肯定了人作为万物灵长的主体价值——皆有良知,人格独立;一方面又强调良知蒙尘,乌云蔽日,告诫世人正心诚意,勤于拂拭,以明觉良知。而王门弟子各执一端,从而有了良知现成派与良知归寂派的分野,好比自由主义之花在20世纪结出了两颗最丰硕的果实——诺齐克与罗尔斯。

  诺齐克高举个人权利的大旗,认为国家只能扮演守夜人的角色,看好门即可,业主缺吃少穿都与他无关,小偷出没时才发挥作用。换言之,国家仅限于满足保护公民免于暴力、欺诈以及强制履行契约等最低限度的功能,任何更多的职能都有可能侵犯公民的权利。

  而个人财富无论多寡,哪怕富可敌国,只要追本溯源来路清白,且每次增值都遵循自由交易而非巧取豪夺的原则,在诺齐克的观念里就是公平的。换句话说,政府不可干预市场,削富济贫。

  如果说诺齐克看重的是程序正义,那罗尔斯着眼的便是结果正义。在罗尔斯看来,即便一个社会里的富人都是遵纪守法,勤劳致富的,对其持有的财产也应当从“分配正义”的角度予以调整,缩小贫富差距,因为由自由竞争所导致的“赢家通吃”的局面是不公的。

  罗尔斯的观点与卢梭一致,即“任何公民都不应该富到买得起其他公民,也不应当穷到要靠出售自己来谋生”。他致力于构建一种道德上值得追求,制度上又可行的良序社会。

  同王阳明一样,罗尔斯对人性持乐观估计,认为人除了理性自利之外还有良知,有能力作出道德判断并愿意服从合理的正义原则。为了界定什么才是“合理的正义原则”,罗尔斯抛出了思想实验“无知之幕”,即假设所有人都在排队投胎,均不知将降生于鼎食之家还是贫贱寒门。在这种情况下,就某个特定的角色——无论官员还是农民,讨论并约定未来社会该如何对待他,才是公允的。因为每个人都不清楚自己出生后的地位,也就杜绝了“屁股决定脑袋”的主观决策,最后制定的规则既不会完全向富人倾斜,也不会置穷人于不顾。

  概而言之,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明白什么是正义。

  罗尔斯眼中的正义社会,是一种民主的、平等的合作体系。自由人在其中自由协作,获得公平回报,分享发展果实。这种合作,不是优胜劣汰的零和游戏,谁也无权通过剥夺他人的自由获取更大的利益,也没有人会由于先天或后天的不幸遭到排斥,社会成为一个彼此尊重相互关怀的共同体,或曰“良知型社会”。

  平心而论,罗尔斯的见解有些理想主义,但无可指摘,因为按照诺齐克反对高福利、对市场自由放任的主张,一些令人沮丧的现象已在大洋彼岸上演。比如公园和操场荒废了,而只向付费会员开放的高尔夫球场、网球俱乐部却在激增;市政服务减少了,高消费区的居民额外花钱雇人收集垃圾、打扫街道;私家保安数超过了警察人数,打击犯罪变得不如为那些付得起保护费的人建立安全地带重要。

  越来越多的富人撤出公共空间,躲进私人社区。这些社区大多以收入水平划分,以至于有销售人员声称:“告诉我你的邮政编码,我就能说出你吃什么、喝什么、开什么车,甚至想什么。”

  这种隔离腐蚀了社会纽带和文化认同。托克维尔在19世纪考察美国时发现,人们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结社,公共生活异常发达。国家只负责战争和外交等大事,行政事务靠地方自治便解决了。但这有赖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接受公民教育,与他人发生联系。

  但诺齐克对此不以为意。站在他的立场上看,NBA球星无论薪酬多高,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观众乐意捧场,广告商甘愿买单。然而,当他得知有棒球队把球员的本垒打冠以“XX银行本垒打”以及某禁赛的球星在网上出售签有“我为赌球道歉”的棒球和自己被开除的文件复印件时,不知作何感想。

  一切似乎都在待价而沽。牢房可以花钱升级,非暴力罪犯能买到更好的住宿条件;企业只要向欧盟建立的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付费,就能理直气壮地向大气层排放碳。

  更不要说无孔不入的广告,早在一百年前李普曼便哀叹其实属“伪造风景、覆盖围栏、粉饰城市、彻夜霓虹闪烁的欺骗性喧嚣”。

  消费主义主宰了我们的生活。马云用“剁手党”贡献的钱拍电影打败了昔日的功夫英雄;成群结队的无知少女为了奢侈品主动跳入“裸贷”陷阱——这印证了一句老话:自由就是不自由。

  人们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牺牲,才可能得到自由。可即便得到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你不得不时刻对侵害自由的举动保持警惕,永远为自由而战。

  因此,自由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在民主时代,大众往往更愿意选择一个完全平等却没有自由的社会。因为人总是渴望所有人都被拉平,若不能平等地享有自由,就平等地忍受奴役。

  显然,诺齐克更关注自由,罗尔斯更强调平等。如果说自由的弊端是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把注意力集中于物质享受和眼前利益从而忽视精神追求与共同价值,那么平等的起源也并不高贵,无非出于人类的嫉妒心。这是写在基因里的客观存在,鲜少妒忌之人早在远古时期就被自然规律淘汰了,毕竟非洲草原容不下“佛系玩家”。

  世人的贪婪本质上源于虚荣而非真实需要,尤其在生产力已使人们的所得明显超过了维持基本生存的当代。亚当·斯密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大部分富人看来,富的愉悦主要在于富的炫耀,而自己拥有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算是最大的炫耀。”

  洞察了这一点,也就懂得了为何“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综上所述,罗尔斯坚持在过程公正的基础上限制结果不平等,而诺齐克则认为过程公正即结果公正,限制结果不平等毫无意义。但二者有一个共同捍卫的底线,即个人权利至上,不能为了普遍利益而被牺牲,就像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宗明义所写道的那样:“每个人都拥有源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即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福利也不能凌驾于其上。”

  比如,若政府出台法令禁止黑人与白人通婚,那无疑是种族主义,必遭千夫所指。可要是一个白人女孩死活不肯与黑人追求者在一起,而选择嫁给一位各方面条件都不如黑人追求者的白人男子,那也是她的权利,即便出于偏见。

  罗尔斯与诺齐克的共识是:对公民的道德观和宗教观,政府应当保持中立。因为关于“何为高雅何为低俗”、“什么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政府要相信并尊重人们作为自由且独立的个体能够选择自己的价值和目的,一个人只要没有触犯别人的权利,即使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也是他的自由。正如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叙述的那样:“唯一配得上自由名称的自由,就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追求我们自己的善,只要我们没有剥夺他人这样做,也不阻止他人这样做的努力。”

  1940年,两个因宗教信仰拒绝向国旗敬礼的美国儿童被公立学校开除。三年后,最高法院在一项诉讼中推翻了公民必须向国旗敬礼的律令。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在判词中写道:“如果我们宪法的星空上有一颗不变的星辰,那就是,无论在政治、民族主义、宗教还是其他舆论的问题上,任何官员,不管其职位高低,都无权决定什么是正确的。”

  本着“自由主义的正义要求我们尊重人的权利,而不是促进他人的善”,罗伯特·杰克逊直言不讳道:“爱国必须源于自愿的情感与自由的心灵。”

  罗尔斯反对政府去塑造公民的品质,去对公民的品质做价值判断,去把自己的喜好和目标强加于公民。在他看来,我们对别人只有两种义务,一种是“自然义务”,一种是“其他义务”。自然义务就是把人当做人来对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他义务就是超出我们本分的特定责任,它只能来自于个人的同意,无论默许还是明示。

  自然义务的理论基础即孟子所谓人人皆有的恻隐之心(仁)、羞恶之心(义)、辞让之心(礼)和是非之心(智),也是“心即理”中的天理。

  当我们作为对自己命运负责的主人主动涤荡私欲,复见天理后扩而充之,开始承担其他义务时,即为“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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