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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视角下的法学研究方法
发布机构:杏耀娱乐 发布日期:2018-07-03 访问量:

  内容提要:对法律现象进行客观、准确地认识,是法律制度的正当性、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法学教育的科学性的根本保证。法学研究是法律知识生产与供应链条的顶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场景对法律知识的需求是不同的,市场与需求主导了法律学说、法学方法与法学争论发展。实证法学方法在现代社会被作为准确认识法律现象和法律制度的主要方法,在于其能够提供相对于其他研究方法的更加客观和科学的认知程序。

  关 键 词:实证法学方法/知识生产与消费/法学研究方法/法学教育

  法学研究方法在本质上是人们认识法律现象、解决法律问题、运用法律工具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法学研究、法律的制定与适用、法学教育具有同一性。这些看似涉及不同的法律领域,但因共同关注法律的属性、价值、功能、效力等问题而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

  对法律现象的认识是法律实务和法学教育的基本前提。只有建立在对法律现象进行客观、准确地认识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法律制度的正当性、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法学教育的科学性。中国的法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与法律实践脱节。从事法学研究的学者往往不关注法律的实际运行状况、法律规范在社会中的含义、现实社会中的法律问题,他们被指责为在法律论证过程中或夸大规范缺陷,或忽视复杂事实,或追求理想化的公平正义。而在法学教育方面,以法律解释为特征的法学教材、以概念法学为内容的课堂教学,除了偶尔夹杂言说者的主观见解外,大多数沦为部门法的条文详解。另一方面,从事法律实务的法官被批评为只是机械地适用法律,忽略了规范背后的价值,或在某些情形下从利益和立场出发任意解释法律规范。

  鲜有社会科学类专业能像法学将职业教育和科学教育紧密结合。法学教育既需要培养能够解决纠纷的法官和律师,也需要培养具有深厚人文科学素养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法学院毕业的学生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他们在四年法律思维的训练下具有规则意识、价值观念,既具有“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法律论证)的能力也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争议定性和解决)的思维;他们会根据自身兴趣和性格在政治家、法官、律师和其他法律实务工作中做出选择。

  在某种意义上,法学教育是在培养自身的批评者。经过法学教育从而具备一定法律素养的法学专业学生,在从事法律实务工作中发现法学教育的弊端并对其进行激烈抨击。学生们或许不会全盘否定教师的专业水平,但足可对这种教育模式深恶痛绝。一定程度上,法学研究的部门化直接导致了法学学科在专业方向、部门法的不断分化和深化,然而,这非但未能让学生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反而让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迷失在规则难辨的丛林中。

  然而,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检验)周期较短的行业。如果将法学研究比作实验室,将法律制定比作生产车间,将法律适用和法律实施效果比作市场,则法学研究的价值和好坏便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评估并反馈到源头的科研环节。因此,法学研究的评估,包括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评估,应当避免将知识生产和知识消费分离评估,即根据今天市场的需求去评价昨天产品的优劣。从市场到生产的反馈总有或长或短的时间差,我们需要做的是辨明这种特殊市场的各种运行因素,加快信息沟通环节,及时作出调整。

  一、法律学说的市场化分析

  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者之间的关系好比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了法学研究专注于知识生产,不仅可以确保产品的完整性,而且对产品适用过程中出现的缺陷能够及时修正;因为有法律实务者的知识消费,所以才能体现生产的意义(从事法学研究的价值),并且也有了改进生产的动力。

  经济学关于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同样适用于法律知识领域。社会关系发展到特定程度,需要有效的规则加以调整,无论是定纷止争、惩恶扬善还是统筹分配。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调整和规制方案的有效性取决的因素各不相同。主体权利意识、行为习惯、既有规则、利益格局、行政资源等都会影响规则的效力,这使得通过移植方式建立的法制体系有可能出现水土不服。法学研究便是在这些特定背景下,在阶级出现之前,社会关系的调整主要依赖于习惯和道德规范,有关社会调整规范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思想家的道德学说;在阶级产生之后,国家以法律为统治社会的工具,或以法律为社会关系塑造的手段,关于法律的研究主要围绕法律的功能,体现较强的工具属性;在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宪法的诞生为终结剥削压迫和等级社会创造条件;工业革命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社会关系也随之变革,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的空前繁荣,直接促生了私法的编纂。

  从人类历史的社会发展及其对法律的需求可见,对法律的研究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著述中,充满了关于自然法、正义、幸福等法律属性和法律价值的探讨,它们是关于社会组织形态的早期主张。到了中世纪,宗教权威消减、人的社会属性向个体属性过度、对事物的认知也从单纯注重理性和思辨向经验与理性并重,在此影响下,社会结构开始由高度紧张向有序缓释转变。世俗权威在知识供给上开始逐渐占据优势,法律制度被用于重新组织社会。近代之后,大卫·休谟、康德、黑格尔、卢梭等的学说,一方面检讨人类何以可能准确地认识外界和社会(知识论和方法论),另一方面试图对正当和善的价值甄别提供标准。现代以来,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结构、政治秩序和法律价值,法律的功能、正义、甚至制裁的准则都充满了功利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国家在法律实施中的作用、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演变为核心问题,法律的意志属性增强,甚至沦为屠杀罪恶的工具。进入二十世纪前半期,将法律作为纯粹规范、作为社会建制的自然产物,主张法律应远离道德和价值判断,以科学之名义来认识法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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